古道小屋

勞思光的構想：東西方文化的融會必催生一種新制度。 多數人一聽到有關 世界文化體系之建立 的主張，乃以為主張者皆是否定國家（及其民族）的價值與作用，勞先生認為前者有那麼一種想法是基於“誤解”。作為一名文化理論工作者， “要把文化問題作根本的整體的解決時，他不能不拋開過程上的枝節，而探索問題的實質與本源。但這種‘拋開’並非否定；它只是方法上的‘不涉及’，而非內容上的取消。”（頁9） 因此道理是淺顯的，上述主張者在提出世界文化體系之建立時，並沒有否定國家的價值地位，相反地，勞先生從人類文化史上的發展及其與國家的建構關係（頁10-12）的簡略考察表明，世界文化體系的構造恰恰不能離開“國家”；因為若“世界文化體系是指東西方成績的綜合體”的話，“其融會結果可能提出一種新制度”（頁12），而無論何種制度，皆必須仰賴“國家”，只有國家才能承載人類生活秩序及其文化發展與成果，勞先生強調： “如果沒有一種秩序則文化沒有統一的發展；這種秩序就是制度。制度需要一個權力來保證；有這樣的權力便有了國家。”（頁12） 國家、制度、生活秩序以及文化創造是互為因緣關係的。時23歲的勞先生於是做出如是的構想：東西方文化的融會必催生一種新制度，而其不外是： 1. 現存各國制度的內容更換以這種（世界性）的制度； 2 .一個以世界的全部為對象的“國家之國家”（一種新的權力）的建立，類似國際聯盟抑或聯合國（頁12-13）。 這篇論文其實非常簡短，主要為澄清時人對世界文化構思的誤解。但文中對文化史觀的理解彰顯了勞思光先生早年磅礴的文化視野與識度；其對東西方文化融會的關切，實在是其日後60年的哲思歲月中的主題，其古來稀的七十五大作《文化哲學講演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是先生晚期扛鼎之作之一，此書藉梳理、反思中西哲學及其理論的發展，提出了一個世界性的文化哲學的構思，先生積極向上的治學精神，與此文的一段論述實在有通應之處： “某制度下的罪惡，不能算作國家的罪惡。而且滌洗罪惡的種種努力，仍只能在較合理的制度的建立中表現成果；因為制度是文化的結晶型態，不要它，則人類生活將回到原始的散漫，文化將無發展可言（頁11-12）。” 可見先生自早年已不是文化的虛無主義者，也一直與此思想毒瘤抗爭直到晚年生命的最後一刻。（在還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將因心肌梗塞跌倒而走向死亡的最後歲月階段，勞先生還針對當代西方思想的困局做出口...

制限之超越的第一要件是主動意願的豁醒。 “因為人類可能超越與生俱來的制限，所以才有文化的發生，因為人類尚未能完滿地超越制限，所以我們常常看見歷史的悲劇。”（15）          文章第一節題為：“人的制限及其超越”。 青年勞思光（24歲）一開頭即表自己的看法：無疑的，人生來是一個被制限者（14）。人被自然環境，被肉體與心靈的欲求——限制、壓制以及局限，而對制限求超越的努力過程便是文化史的全貌（15）。面對外在物/肉欲的制限，有些人自甘沉淪，苟安的被役化，屈服於環境、肉體以及領袖崇拜；有些人則藉內心意識的欲求衝動，實化為政治與信仰上的極權者、野心家抑或瘋狂教主，來達成自己的權力衝動與欲望，而無論何種面向，兩者“每每在事實過程中聯合出現”，從而合成一種更複雜的悲劇。勞先生激情地寫道： “前者是由於人的意識為物欲所制限而作被動者的投降，後者是人由於意識內容自身的糾結，而作夢魘式的狂走。” （ 15） 而在史實中： “我們經常看見大羣的被動者被一個‘權力夢魘’的‘英雄’牽著鼻子，一度又一度地瘋狂，一度又一度地毀滅；在歷史上留下血腥的殘跡。” （15） 當然，勞先生申述說，文明的進步與外在的制限不無關係，這可視為其積極的一面，但從內在制限所幻化出來的“權力衝動”更為隱晦複雜，後者是罪惡的根源，是人性內在的病根，“ 權力衝動不那樣單純地表現為自我擴張的征服慾，它轉化成一種同素異形體——這就是權力崇拜 。” （16）其中，被征服者——勞先生謂消極的權力崇拜者，固然沒有自由可言，但作為征服者的野心家——勞先生謂積極的權力崇拜者，卻成為自己的權力衝動的奴隸，一樣不是自己的主人。 人類面對外在的制限，往往抵擋不住物欲的侵蝕，出於生存需要，不是役於物質/肉體，就是選擇苟安，放棄做自己的主人；面對內在——內心的制限，在求超越求解脫的過程中，人則容易走火入魔，激起了黑暗的權力意志，化身權力狂魔抑或隻手遮天教主。但幸好人類尚有覺醒的向上意願，不斷地作超越制限——物欲與權力衝動的努力，勞先生謂：“ 制限之超越的第一要件是主動意願的豁醒 ”（14），在方向上都是追逐“人的自由”（18）。歷史上的偉大智者如孔子老子釋迦摩尼耶穌無不治服了物欲與權力衝動的侵蝕，而走上了自由舒朗的大道。但勞先生清楚地表示，他在這裡要討論的是“關係自由...